能源安全：風動、幡動還是心動？

文 | 張樹偉

作者供職於卓爾德環境研究(北京)中心

開始之前先講兩個故事給我們的討論提供結構框架。一个中國的，一个中外結合的。

第一個故事，可能很多讀者都比較熟悉：佛教的著作《壇經》曾經記載了一個這樣的故事：印宗法師講《涅磐經》時，有風吹幡動。一僧曰：“風動”。一僧曰：“幡動”，議論不已。惠能進曰：“不是風動，不是幡動，仁者心動。”

從哲學上理解，它涉及什麼是客觀，對客觀的認知（cognition）以及根據這一認知引發的心態（mind）改變。而心態改變往往意味着下一步的行為改變。

另外一個故事大家相對陌生，筆者基於心理學測試題和很多材料進行了加工。請大家想象以下兩個場景：

第一個場景：世界著名投資人沃倫巴菲特出現在黑龍江鶴崗。

第二個場景：著名投資人沃倫巴菲特出現在黑龍江鶴崗，戴着眼鏡，年齡很大，精神很好，拿着一罐可口可樂在喝，準備投資買房（4萬/套）。

請問：上述哪個的可能性（概率）更高？

你是不是覺得第二個的可能性就大一些了呢？事實上，第二種概率上的可能性只可能是第一種的子集。

第一個故事，筆者想告訴你：本質上，世界並不存在事實，而只存在對事實的主觀理解。但凡存在，就已經是主觀加工之後的；但是仍然，基於普遍認可的事實理解還是好於基於主觀想象。

而透過第二個故事，筆者想說人理解這個世界可能是高度不理性的，依賴直覺甚至是情緒，存在着各種邏輯謬誤。我們需要通過公開討論互相校核來規避人性弱點與各種感知幻覺，形成集體理性認知。

本期文章，我們結合“能源安全”關切展開，討論與之有關的情緒、直覺以及理性。

“心動”的問題——進口多元與安全並不絕對正相關

通過進口多元化來提升能源安全保障程度，在最近的政府文件中有高密度的显示。2022年12月的中央財經工作會議說：（要）加快規劃建設新型能源體系，支持企業“組團出海”，加快進口多元化。同期的《擴大內需戰略規劃綱要（2022－2035年）》文件提及：推動進口規模擴大、結構優化、來源多元化。

4月中旬，我國能源主管部門在新聞發布會正式推出了提升能源安全保障水平的思路方案，概括為“增強化石能源兜底保障能力，發揮好煤炭“壓艙石”作用，加大油氣勘探開發和增儲上產，確保國內原油產量長期穩定在2億噸水平，天然氣自給率不低於50%”。

這反映了能源決策者的“心動”。天然氣如果產量無法大幅增加，那麼政治性的依存度目標天花板實際上限制了消費的最大增長潛力。以目前的情況，天然氣消費總量上限約在4500立方米/年。

就對外依賴程度而言，所謂的高依存度意味着高風險無疑具有兩個關鍵的假設：第一，所有的來源都是存在風險的，並且相同，可以直接加總；第二，國外一定比國內依賴風險高。

無論從歷史還是邏輯檢驗來看，這兩個假設都是站不住腳的，而屬於人的心理想象範疇，屬於“心動”。沙特的油不同於俄羅斯油的風險，也不同於蘇丹油的風險類型。如果美國的軍事基地用於航路控制，更高程度的多元化意味着更大的風險敞口。

就石油進口而言，在全世界40個出口石油的國家中，我國已經從超過20個實現進口。這着實不算少了。如果考慮到石油品質（比如密度與含硫量）的區別，這種安排是否意味着過高的煉製成本是一個需要額外研究的實證問題。

基於對其他國家/貿易合同的深度不信任，是缺乏建設性的。如果你把這種安全界定在對外依賴程度，以及這種依賴代表的可靠程度上，我國的石油安全形勢並未惡化。

相反，隨着俄羅斯/沙特出口市場的縮小、價格的下降，我國在石油貿易談判地位實際上在上升，進口石油有望取得更好的價格，乃至於低於我國長期成本不斷看高的煤炭。這同樣是低碳經濟發展的巨大機會。

在現貨天然氣，特別是LNG居高不下的情況下，我國需要進一步加大俄羅斯天然氣進口。當然，這仍然繫於基礎設施，特別是油氣管網的擴大。在短期內這無法到位的情況下，加大俄羅斯LNG進口是應然之選。

“風動”風險上升——地緣政治乃至軍事衝突

當前，經濟層面的全球化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難，WTO國際貿易機制受到衝擊，美國開始解構全球自由貿易體系，並且頻繁揮舞長臂管轄；各地區本地化生產需求進一步強化，權力模式大幅度擠佔穩定、清晰與共識規則的空間；光伏、電池、電解槽、人工智能等面向未來的關鍵技術和領域的競爭而不是合作的狀態進一步加劇。

這種情況下，不可預見的地緣政治事件乃至軍事衝突風險的確增加了。但是這種風險本底（先驗）概率還是低的，因此看到某個信號事件之後的“后驗概率”也不會高到哪裡去。

基於這樣的認識，如何規避人的直覺謬誤以及避免情緒支配，往往成為一個理解“風動”的重要問題。

一個反面案例就是：直覺與情緒支配在理解與預期歐洲2021/2022天然氣危機發展上表現特別突出。

這包括：

問題轉移：元化好VS多樣化是否足夠了？再好的東西也存在最優程度。看到德國過度依賴俄羅斯很狼狽，就覺得別人的問題也是自己的問題，用別人的藥方解決自己不存在的問題。

滑坡謬誤：如果再往前一步踏上”滑坡”，就必定會一路滑跌到溝底，亦即假定我們不可能中途停住。事實正好相反。如果一件事不能永遠進行下去，它就會停止（“If something cannot go on forever, it will stop”） 。我國目前擴大俄羅斯進口，並不意味着這將自動走到德國依賴的那種程度。

合取謬誤：地緣政治衝突預測就像賭博。因為每次都不同，涉及到了人的因素，特別是政治強人與雙方都對先發制人與必勝的信念。我們可以推演很多種可能，抽象或者具體程度不一。你把可能性描述得越具體，人們往往認為它越可能。類似我們開頭的例子。越具體的東西往往其可能性越低。這是條件概率決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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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具有時間/空間穩定性的論斷：“歐洲轉向煤電”VS“我國煤電是壓艙石”的信息誤導在我國媒體層面甚囂塵上。愛因斯坦曾經說過：世界上有兩個東西是永恆（endless）的：宇宙與人類的愚蠢。除了這2者，如果它不是永恆不變的，你必須界定時間/空間/程度才能表達明確的含義。

頻率幻覺：自己懷孕了，就會看到路上到處都是孕婦。俄羅斯這次把天然氣作為地緣政治武器，在戰爭未開始的時候就戰略性減少了對歐洲的供應，人們就會覺得下次其他主體也會這麼做，從而將概率事件變為確定性認知。這往往包含2個心理過程，第一個是有選擇的注意力，第二個是確認習慣，激發大腦中的獎勵中心。我們通常對符合我們認識或者相信的東西印象更加深刻。

這些人性的弱點，都影響着我們準確理解正在發生的事情，形成理性認知，從而採取適當程度的反應與改變行為應對。

“幡動”——考驗軟硬件的穩健程度

危機的發生，無疑意味着“風動”。但是風動了，是否會吹動幡，則是另外一個問題。

這往往考驗一個系統的穩健（robustness）程度，是具有消化危機的自動穩定機制還是必須扔掉之前的規則手冊，以一種獨特的“危機管理模式”才能搞定。

四川乾旱沒有引發電力價格的上漲，但是卻讓一部分人群失去了電力供應，這是缺乏自動穩定機制的突出表現。

“避免過度依賴預測做決策”是一個方法論上的重大問題。四川水電豐富不假，宏觀上是外送省份不假，但是這並不意味着在某個具體的時段，時間點，它一定具有這樣的能力。

微觀加總為宏觀，而不是宏觀決定微觀。四川的案例說明，我們現在更習慣完全不具有時間空間穩定性的定位簡化與粗尺度的規劃思維，同時基於高度不確定性的預測做戰略決策與能力安排。

這樣的方法未來在一個高度波動的世界中是非常脆弱的。對不起，這也是筆者的主觀預測。

如果我們要從系統思維加強穩健程度，轉變成成為短期經濟效率之外的額外考量，那麼到底是採用建立自動穩定機制（比如靈活的價格機制）、抑或提高供應冗餘程度（比如目前我國的煤炭，這對於這種低價值原料完全是不必要的）、還是建設戰略儲備（油氣庫）、乃至像美國那樣把芯片工業變成國防工業（類似於戰鬥機），這需要基於能源各個子部門進行細緻分析。我們留待今後討論。

但是必須明確的是：穩健能源系統涉及的軟硬件，我們都需要進一步加強，類似銀行的壓力測試體系。

從實際出發

任何穩健的系統，都存在不可預知的風險——也就是我們常說的“黑天鵝”。這是無法應對的。

即便是反覆做各種壓力測試的銀行（類似美國硅谷銀行），還是會隔段時間出現破產，而且每次的情景都不同、不可預見。

一廂情願地希望能夠實現所謂“應對乃至避免黑天鵝”堪比人定勝天與畝產萬斤，只可能是一種幻覺。

我國社會具有的強大韌性（resilience），足以讓我們保持樂觀。在一定程度上，給定存在那麼多的靈活性需求，筆者甚至認為我國並不存在石油安全問題。

問題的關鍵在於：危機發生之後，我們能否確保應對危機的成本，由那些能夠充分承受的群體承擔，而不至於造成過度的“心動”。這涉及中斷風險傳遞鏈條的技術性分析，以及對中斷風險的工具選擇。

僅從最近幾年的情況來看，我國石油的潛在安全風險遠小於電力安全。進入21世紀的第二個10年之後，我國已經基本告別大面積電荒、或者說電力短缺。僅在夏冬兩個季節存在短時性的用電高峰緊張。

從2020年冬季湖南/江西的用電緊張，到2021年全國多地的限電（包括遼寧出現“拉閘”）、2022年四川持續2周的電力緊張，我們可以說出很多的原因。類似一個人得了流感，原因可能是病毒感染、着涼、冷空氣來襲……

電力短缺原因分析包括了直接的導火索、必要的中間條件以及深層次的原因，以及各種無法有任何行動改進含義的對事情的另外一種描述（re-frame the problem）。

近幾年來，不同地區、不同時間段發生的電力短缺現象，都有着不同的各種原因。比如說：2020年冬季湖南用電緊張主要是供給不足+取暖負荷過高；四川停電，主要因為乾旱疊加降水不足……

無論哪一個事故，煤電因為價格的苛刻管制，基本“躺平”都是一個不可忽略的因素。這又是諸多電力短缺事故的共性原因。

在充分探究每一次電力短缺問題的之後，我們會發現，不考慮發用兩端供需動態的“輸電專線”成為電力系統的最大軟肋。

在多個地理尺度上，輸電專線都具有很高的風險與各種不可測量的不確定性。某些群體之前似乎覺得：儘管其對全社會有成本，但是中央政府還是能夠通過這種方式獲得收益，特別是輸電壟斷利潤以及對相關省份的控制。

現在，隨着各種要素的快速變化，這種主觀直覺已經變得不再可靠。必須破除這種僵直輸電而不是地區互聯的方式。

小結

我們周圍的世界，它的變化不太可能發生得特別快。當然，這並不是說，一些微弱的信號或者邊際變化，我們不需要加以重視。我們不能以自己的主觀想象代替現實發生程度，陷入一種正循環的預期自動實現過程當中。

暴露在國際地緣政治經濟與大國博弈中的油氣部門，“風動”的時候，如何爭取“幡不動”——極端事件發生無法傷害我們；如果它會傷害我們，如何保證這種物理傷害不至於在心理上形成創傷，也就是“心動”。這方面，關注不同群體的承受力是個重要的話題。

而對於天然處於“內循環”的電力部門，可再生能源的份額上升也只會是逐步的，這方面的所謂風險是個系統層面的充足性評估問題。近期安全形勢的惡化，來源於價格機制的混亂以及高能見度白象工程的“幡動”。需要拔掉這些旗杆。